●其兴，乃政府；其衰，乃市场。在中国政府正力图通过有形之手扶持一系列新兴产业之时，苏北丰县这个由政府催生的中国电动车第一大生产基地，其电动车产业的兴衰故事或可做前车之鉴。
●对政府来说，这是产业升级的好项目，但对丰县本土电动车企业来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竞争的加剧，忽然勃兴之后，是否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浙小企业一样的升级机会，前景并不乐观。
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四年前几乎一夜崛起为中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基地的江苏徐州丰县，刚刚从电动三轮车产业的一场濒死体验中回过神来。
2009年12月初，工信部发布的电动摩托车新国标，把车重40公斤以上、时速超过20公里的电动车纳入“电摩”管理范畴，并对电摩企业规定了项目总投资不低于2亿元，注册资本不低于8000万元，生产研发设备投资不低于2000万元，年产量不低于15万辆的准入门槛。
对照这个“入场券”，丰县电动摩托车企业几乎要被全军覆没，没有一家不在淘汰之列——丰县最大的电动三轮车企业百事利的注册资本也只有1000万元，年产量不过5万辆。
新国标一出，电动车消费者要跟摩托车一样获得驾照才能驾驶，电动车企业多半淘汰，敏感的经销商立即几乎完全停止进货，丰县最好最大的企业产量也锐减到六至八成，很多中小企业几乎完全停产，整个行业近乎崩溃。而当地靠这个产业就业养家的五六万人，也立刻陷入困境。
侥幸的是，两个月后，因为各界强烈反对，电动车新国标被暂缓执行，丰县暂时松了一口气，但那惊出的一身冷汗却至今未干。
对丰县来说，4年前一夜兴起的电动三轮车产业，虽然迅速发展为中国电动车第一大生产基地，但却有严重的先天不足。
“放水养鱼”并不是“头脑发热”
领导们对农民鼓捣出的这个零碳排放而又省钱省油的草根产业非常赞赏，指示丰县要将其作为新兴产业，“放水养鱼”。
丰县电动三轮车发源于农民康云清的一时“头脑发热”。
康云清是丰县当地绝对的能人，当过赤脚医生和生产队长，也学过打铁、编织和裁缝，到2001年的时候，康云清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攒下了五六十万元的家底。
在丰县一位老干部的建议下，生产过脚踏三轮车的康云清，在脚踏三轮车上装上电机、电池和控制器，就捣鼓出了丰县第一辆电动三轮车。
但直到2005年，丰县还只有三四家电动三轮车企业，规模也很小。
丰县电动车产业命运真正改变，发生在时任江苏省委领导和徐州市委书记徐明考察丰县，参观了电动车企业之后。
此时，苏南产业转移升级刚开始，江苏试图将苏南移出产业带入长期落后的苏北，推动苏北工业化，以平衡江苏不同区域发展的严重跛脚。
领导们对农民鼓捣出的这个零碳排放而又省钱省油、非常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草根产业非常赞赏，指示丰县要将其作为新兴产业，加以扶持培育，要“放水养鱼”。
丰县政府迅速行动，在发改委成立了专门的电动车产业办公室，由工商局领导牵头成立行业协会，专门启动了近千亩的电动三轮车产业园，建设了电动三轮车以及零部件的专业市场，并出台优惠鼓励政策，大力对外招商、引进零配件企业，对相关产业长期大幅度甚至完全减免税费。
忽如一夜春风来。在政府政策鼓励、产业配套迅速完善、市场需求不错的情况下，此时电动三轮车每辆净利润超300元诱惑，让丰县各种企业和个人一哄而入。
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搞人力脚踏三轮车制造的丰县许多小厂老板和农民来说，电动三轮车不过就是人力三轮加上电池、电机和控制器等部件而已，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更简单的是，一旦县里将零部件配套企业引入，电动三轮车门槛极低，有十万甚至几万块钱就能启动。这点钱对丰县人而言，不是大数。最近二十年，丰县很多人靠木业和苹果、梨等经济作物，已完成满足电动车产业准入门槛的资本原始积累。
一哄而入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是作坊式企业：弄个空房，搞几个人甚至是两三个人，从市场买来配件，拿着电焊枪和起子，就可以开始生产。
县政府则趁势推广丰县这个区域品牌——由财政贴钱，组织当地电动车企业，以团体面目到济南、南京、徐州的电动车展会参展。
这更加速了企业数量的增长，2006年，丰县电动三轮车以及配件企业就增长到200家以上，很多是根本没有工商注册的家庭作坊。
没有门槛产生竞争何去何从
到了2010年，孙厚堂生产的每辆车毛利只有100元，净利只有二三十元了。
迅猛增加的企业数量，让价格战横扫丰县电动车产业。
2006年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孙厚堂，就被价格战始终压在那里。孙厚堂原来一直跟20个同伴在经营一个小家具厂，这个小厂至今年产值不过200万元。2006年看到电动三轮车的丰厚利润后，他们成立了生产电动车的海润电气公司。“2007年，我每辆车的毛利还有300元。”孙说，2008年，海润电气产量超过3000辆之后，就一直停滞不前，想守成都很不容易。
2008年，每辆车毛利降到200元，孙厚堂为了回避在丰县邻近的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的正面激烈竞争，去成都开辟新市场。此时，整个成都电动三轮车店不过三四家。
2008年9月到2009年9月，孙厚堂在成都发展得不错。与他合作的经销商，这一年给孙厚堂卖了1200辆车。但2009年9月之后，经销商停止了从孙厚堂这里进货。“成都市场从河南、安徽和丰县等地，一口气涌入了33家整车企业。”他们的价格比孙厚堂低200元，甚至超过了2009年孙厚堂每辆车150元的毛利，孙没法和他们竞争。
“我把电动车送到成都，一辆大卡车只能装40辆整车，每辆运费就200元，他们装散件过去，到了成都再组装，每辆大卡车可以运100辆车，光运费就比我低120元。”孙厚堂无奈地说。
到了2010年，孙厚堂的每辆车毛利只有100元，净利只有二三十了。
然而历史不能重复，江浙一带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长期拥有的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且价格稳定的成长环境，对江苏电动车产业，已不能复制。
“做电动车的企业越来越多，对电焊工不断争抢，使我们厂电焊工的日工资，从2005年的二三十块，涨到现在的150~200块。”排在当地行业前三四名的富尔沃车业董事长娄仲永对不断上涨的工价很忧心，虽然这个价格不普遍，但电动车行业排行第一的百事利，电焊工月工资，也已经上涨到三四千元。
从2006年以后，娄仲永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压力和成本压力——就是谁都能干的普工的工资，现在已经涨到1700~1800元。但就算肯出这个高价，能找到的人并不充裕，被迫连五十多岁的男人和四五十岁的妇女都招后，厂子还常常缺人。
缺工在丰县各行各业都成了常态。当地一家肉鸭宰杀企业，原本计划每天宰杀10万只鸭子，但由于缺工，现在每天的开工能力只能维持到原计划的十分之一。
由于电动车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丰县去年的经济总量是2002年的约3倍，110万人口中，曾有约30万劳动力外出打工，近年劳动力却在明显大量回流，已有超过10万农民实现本地非农就业，2009年后，甚至吸引了不少县市周边农民进入本地电动三轮车产业。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没有什么门槛，丰县周边山东福田、京鸽，徐州金鹏，河南步步先等电动三轮车企业也在迅速崛起，甚至逐步形成电动三轮车这个细分领域的较强势的品牌，对丰县形成冲击。
现在，4年之间在政府推动下突然勃兴，产值达到约50亿元，直接、间接就业人口五六万的丰县电动车产业，面对两三百家没有形成规模的中小企业的混战，以及中国严峻的经济环境，政府为了促进产业转型的严格市场准入条件，该何去何从？
有升级机会前景并不乐观
富尔沃一款新车推出，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一定就会在同行那里看到同样的车型。
2010年春节后，带着新国标暂缓执行后的余悸，县发改委电动车产业办公室主任韩天翔一直在忙着给省里做工作，并终于获得省里初步认可，同意将电动三轮车纳入江苏省家电下乡目录。
这对丰县巩固自己在电动三轮车领域的优势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让丰县的龙头企业借此机会扩张，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家电下乡招标的品牌和市场准入，把那些杂牌的手工作坊排除在外，加速电动三轮车产业的整合。
其实从2006年电动车产业井喷式增长之后，县发改委的电动车产业办就感到了行业整合的需要，但面对众多小民企，政府除了座谈引导外，并没有有效手段。
其他政府能做的都做了。2006年之后，为了推广区域品牌，政府贴钱组织企业参加展会，建立了丰县的电动三轮车专业市场以及产业园区，还设立了江苏除无锡外唯一的电动车质检中心以及技术中心，与江南大学等合作建立研发中心，为当地企业研发了一些新车型。
产业办的韩天翔，还力图扶植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相关产业。被引入丰县电动车研发中心的微创电子，韩天翔对它寄予了热望。
微创电子刚刚研制成功电动车智能充电桩等电动车充电设备等，可以自动辨识充电电池的功率并调整充电状态，并计算充电电量，在国内处在领先地位，在电动汽车和摩托车发展前景下，潜力非常惊人。
但现在，由于资金缺乏，这个寄居于政府提供的免费办公室厂房中的小企业，年产值只有几百万，很难短期内迅速壮大。
整车企业的老板们几年来，被价格战搞得精疲力竭。
此间，娄仲永和其他几个老板抓住了代工的机会，为新日、广州五羊、速派奇、飞鸽等名牌代工，每辆车净利只有50元，但娄仲永更看重的是学习这些名企管理方式，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品牌可信度。
2009年前后，丰县比较大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开始逐步试图摆脱价格战的低水平竞争，但困难重重。
因为核心部件电机、电池等技术含量和投资稍高的东西自己做不了，富尔沃的娄仲永，避开价格战提高自己竞争力的主要手段，是加大新车型研发力度。2008年下半年以来，娄仲永总共推出了20款新车型，但很快感到人才不足。
2009年整个一年，娄仲永都在招设计人才。最终他招了两位工程师：一位是工作一年多的大学生，一位是三十多岁的高级工程师，娄给他们的工资是2000多元，加研发成功一款车型的1000元的奖金。
但这两位工程师在原来企业只负责设计的某一方面，整体设计能力比较差，而且动手能力不强，娄仲永最后被迫辞了他们。
2010年，娄仲永本计划每月至少推出两款新车型，但实施的技术人才明显不足。他在丰县本地打了很多广告，但应者寥寥，至今还没有招到合适的人。
更困扰娄仲永的是当地同行无孔不入的模仿。富尔沃一款新车推出，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一定就会在同行那里看到同样的车型。而娄仲永和当地政府对此没有有效的办法解决。
但另一方面，娄仲永的车因为质量和工艺严整，要比其他小厂的车价格高两三百元，这导致对价格高度敏感的农民那里，他的车销量增长缓慢。
而康云清原本希望请赵本山为自己的百事利品牌代言，以期一下子建立知名度，打开市场，但赵本山经纪人300万元一年的开价让他没法接受。按康云清的说法，百事利一辆车净利只有五六十元，每年5万辆车的净利，不足以支付这笔费用，他只好作罢。
当然，康云清和娄仲永都在不遗余力地购置新设备，以提高产量质量并替代手工劳动。康云清甚至研制了一款四轮电动车，但由于没有生产牌照，他的样品车还只能停在库房。
与此同时，其他本土企业甚至也研发出旅游观光三轮车、电动四轮小轿车、沙滩车等二十余种新款型，为康云清们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除了国家产业政策这只靴子还没最终落下外，形势对这些本土企业越来越不利，大资本开始迅速登陆丰县三轮车市场。
今年以来，丰县又上马了几个外来较成熟企业的大项目：投资1亿元、建成后可年产20万辆整车、30万套电机、车架、车厢的徐州吉尔电动车有限公司开工建设；投资1.2亿元的徐州速利达公司年产25万辆电动车、50万套电机及配件的三期扩建项目。
无论技术品牌，他们跟丰县这些小企业都不在一个等量级。对政府来说，这是产业升级的好项目，但对丰县本土电动车企业来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竞争的加剧，忽然勃兴之后，是否会被资本大鳄和快鱼吃掉，是否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浙小企业一样的升级机会，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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